多情之岸 笔下留欢 第十二期
中医
中医，一般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刺绣
刺绣，古代称之为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属于“女红”的一个重要部分。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中国的手工刺绣工艺，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
据《尚书》载，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缋共职”的记载，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唐宋刺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封建王朝的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产了苏绣、粤绣、陇绣、湘绣、蜀绣，号称“五大名绣”。
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淡雅、绣品精细而著名，具有平、光、细、密等特点，题材以小动物为主，如《猫戏图》、《风穿花》、《鱼虾图》等。双面绣的两面有同有异，如猫的眼睛，两面颜色不一样，十分引人入胜，其刺绣技艺之高超，是刺绣中的精品。
湘绣以写实居多，色彩明快，以中国画为底，衬上相应的云雾山水、亭台楼阁、飞禽走兽，风格豪放，特点是绣虎、狮等，以独特的针法绣出的动物毛丝根根有力。人称湘绣“绣花能生香，绣鸟能闻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
蜀绣构图简练，大都采用方格、花条等传统的民族图案，富有装饰性。色彩丰富鲜艳，针法严谨，虚实适宜，立体感强，平整光滑。所绣对象有花蝶、鲤鱼、熊猫等。
粤绣采用金银线盘金刺绣，绣线平整光亮，构图布局紧密，装饰性强，富有立体感。绣面富丽堂皇、璀璨夺目，多用于戏装、婚礼服等，荔枝和孔雀是粤绣的传统题材。
剪纸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的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等多重社会价值
民间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皆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同时，又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来多种吉祥物，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追求吉祥的喻意成为意象组合的最终目的之一。地域的封闭和文化的局限，以及自然灾害等逆境的侵扰，激发了人们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渴求。人们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传达出来。
背景歌曲——《十二风华鉴》
《等待戈多》——塞缪尔·贝克特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1953年首演。《等待戈多》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悲剧。作品着重表现人的心态、心理活动过程以及人的心理活动障碍。《等待戈多》是戏剧史上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
《等待戈多》是荒诞戏剧的代表作。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表达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它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模糊的，布景也是一片荒凉，只有一个小土墩，连树都不长叶子，这样的景象造成的气氛是混乱和虚无的。
两个主角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等待着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物。他们一边等，一边用各种无意义的手段打发时光。他们经常头脑一片混乱，缺乏思维能力，尤其是极度地惧怕孤独。本选段位于全剧偏前的部分，两人正在用各种方法自娱。虽然表面看来荒诞，但这些细节能触及人心中最微妙的感受，从另一个意义上看，也非常感人。这部剧中表现的是二战之后一种典型的惶恐、尴尬、无所适从的心理境地。两人等待的结果，最后没有说明，戈多派了一个男孩来说，他会来的，似乎有了希望。然而，《等待戈多》终其一剧，戈多虽然始终不曾出场，却在剧中占着重要地位，因为两个流浪汉对他的等待构成了全剧的中心。有人认为戈多是从英语“God”演变而来，故戈多暗指上帝；亦有人以为戈多象征死亡。
《等待戈多》突破文学描述的固有模式，戏剧情节几乎没有发展变化，舞台场景同位叠合，戏剧动作机械呆板，以此象征生活内容循环往复，却无异于什么也没有发生；人物对话则悖逆追求妙言隽语的技巧规范，多用无聊的下意识独白和不知所云的废话对白，以此喻示荒诞社会造成的人类思维及语言表达的极度混乱。
在形式技巧上，《等待戈多》则充分体现了荒诞派戏剧场面单调，对话贫乏，时空抽象，动作猥琐，既无冲突、更无高潮的“反戏剧”特征，其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于闹剧式的外包装和对观众期待视野的突破。
《等待戈多》一剧，用前所未有的手法展现了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困境。越过它形式古怪的障碍，观众就会发现，它非但并不荒诞，反而是前所未有的真实。形式的古怪与“混乱”，是贝克特刻意制造的效果。他认为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是纯正的艺术，才能表现生活的真实。荒诞的形式，来自于荒诞的生活。世界本身就不按逻辑与理性运转，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很难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依靠却并不了解，他们交谈得似乎很热烈，却是各说各的，没有交流。生活原本就像戏剧里那样，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无休止的循环往复，让人疯狂，让人窒息。
然而，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这出戏剧也不是完全没有“戏”的味道。两个主要人物还是有性格特点的：弗拉季米尔比较活泼、积极，总是提起话头，爱分析，说话带点哲理味；爱斯特拉冈比较冷漠，更加消极，总是想吃东西，想睡觉。他们相依为命，却互不关心，渴望变化，却一动不动。波卓和幸运儿的出现也是有用意的，他们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他们紧紧捆在一起，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与戈狄两人形成对比，却照样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中国贬官文化
中国历史上因遭贬谪的官员，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被贬。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不仅有了文章，也有了诗词。甚至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屈原的《离骚》，千古评定的上乘之作。不过，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那是决然写不出的。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
柳宗元也是一贬再贬，永州和柳州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可在当时，那可是瘴气和瘴病非常严重的地方。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原才是可以居住的，其它地方均为未开化的蛮瘴之地，去那样的地方与送死并无两样，在这样的心态和交通颇为困难的条件下，没病也会紧张出病，这也加重了瘴气与瘴病说的可信度。这就是古代贬官所去之地今人大都觉得不错，而当时人都认为是一种极重处罚的原因所在。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只是回头去看那些下手之人是何等忍心，今日读《宋史》可以看到李定等人是如何从鸡蛋里找骨头的，下手最狠的应该算刘拯。刘拯认为：“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当时苏轼已给贬到了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由此可见此人颇有点整人的癖好，最可笑的是这种有整人癖者还自诩为忠义之士。好在历史的法则总和这种人过不去，热衷整人者历史会将其淡忘得极快，后人谈论到贬官时会对此辈充满不屑，无论他们怎样工于心计又曾经怎样风光。
《假如我有九条命》——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责任编辑：张超华
播音主持：许贞武 李衍豪 王莉
责任审核：邢怀程